摄影家：胡武功
胡武功，1969年正式从事摄影工作，50年来致力于中国摄影的改革与进步。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纪实摄影，主张用摄影关注现实，记录历史，揭示人性。
出版物：（1）1986年：出版《摄影家的眼睛》；（2）1990年：出版《胡武功摄影作品集》。迄今为止，出版文论与作品集15部。
荣获奖项：（1）1984年：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照片最佳奖，被中国记协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2）2006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荣誉称号；（3）2007年：中国摄影金像奖。
纪录片：2011年，作为总策划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22集大型高清系列纪录片《时代写真.时光》一部。此外，先后发起和参与策划《艰巨历程》《中国人本》《中国民间体育》《中国纪实摄影20人》《丝绸之路》等大型摄影展。先后在日本、法国、意大利、美国、韩国、台北、香港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和联展。
《陕北汉子》 1986年 对于当下摄影概念、理论“漫天飞舞”的现象，他不以为然；
数十年来，他坚守社会纪实摄影，是一位无法绕开的“重量级”人物；
尼采说：“当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而对于当下中国摄影来说，亦需要这样的深思，更需要这样的沉思者。
他，就是胡武功……
《摄影与摄像》：胡老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专访。按照惯例，请先简要介绍一下您的摄影经历。
胡武功：我从1969年开始，先后在部队、媒体和大学从事摄影工作。部队的经历实际上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一次实习，一方面，经过自己的体验、摸索把学校学到的知识与技能与实际结合，增强具体的操作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适应部队的特殊要求，那时候倡导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六年的随军采访，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偏离了新闻与艺术的自身规律，但是使我练就了观察生活的眼力，选择生活的能力。因此，后来当我从思想上摆脱了极左观念的束缚，做了职业新闻记者，很快能驾轻就熟，进入角色，取得成就。
紧随改革开放，在半个世纪自醒与摸索的实践中，我积极致力于中国摄影的改革与进步，努力推行纪实摄影活动，主张用摄影关注现实，记录历史，揭示人性。
《摄影与摄像》：诚如刚才说所，您的摄影历程也是从部队的新闻摄影开始的，也经历了多次重大历史事件的拍摄。可以说，您的摄影创作大多数也是以纪实摄影为主。那么，您如何评价纪实摄影在众多摄影门类中的地位和价值？
胡武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接受了“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特别是1988年我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与世界级摄影大师们七天的近距离接触，“醍醐灌顶”的收获，不但使我坚定了“摄影关注社会生活”的理念，而且在如何使用标配于社会生活题材的摄影器材和语言上得以自信。记得当时，我被分配在瑞宁格小组。当他看到一些人手提“长枪短炮”，就告诫他们说：“下次再见到谁拿这种镜头，我就把它扔进天安门护城河里去！”瑞宁格和马格南的摄影师大多使用标准镜头，广角不超过35毫米。他们认为，这样拍出的影像不变形，更接近原像，因为镜头在他们心中是“语言”。
马格南摄影师的作品基本反映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比如战争、灾难、环保、宗教、疾病等等，都是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事物，并且在反映这些事物的同时表现人性，给对象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我把这些基本理念用于表现我周边的社会生活，反映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揭示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因此我认为，纪实摄影是视觉造型中一种独特的媒介，具有向我们投射直接的、不寻常的、动态视觉的能力。但是，应当看到，最有意味的纪实摄影，不是机械地对繁琐生活枝节的实录，而是一定要触及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人性中的文化因子。总之，要经过主体心灵的“过滤”。纪实摄影既不可以张牙舞爪的视觉冲击力、也不能热衷于搔头弄姿、风花雪月、田园牧歌式的艺术唯美。纪实摄影要的是甘涩和谐的美学意味，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甚至“于无声处听惊雷”。我认为，当下的中国，是纪实摄影比任何摄影方式都更显得时不待我、大有作为的时机，没有理由认为纪实摄影已是“昨日黄花”。为自己摄影、为种族摄影，就是为人类摄影，这是摄影的“正道”、“大道”。
《摄影与摄像》：在您的摄影作品中，“中国乡村”的演变无疑是重中之重。现在回过头来看，有哪些难忘的拍摄经历您至今记忆犹新？
胡武功：对于一个摄影家来说，我认为思想与理念是决定其选题和作品品位的关键因素。只有将充分显现个体摄影理念和精准的物象质感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真正的摄影佳作、力作、大作。因为没有哪种其他视觉艺术方式能像摄影这样与生俱来潜在地记录生活的功能。因此，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今，我系统地拍摄了陕北、关中、西安和麦客四大题材，记录下近半个世纪城乡及百姓生活的演变，留下充满史诗意味的岁月留痕。
由于当记者的原因，我的摄影经历十分丰富，也经常冒险。最难忘的是1983年拍摄安康大洪水，那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比起数十年追踪“麦客”来说，使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农民、了解了中国国情，切身体验到“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变迁。
《摄影与摄像》：众所周知，陕西是文化大省，也是近年来崛起的摄影大省，在业内，甚至有中国摄影“陕西现象”的说法，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您，以及侯登科。这与当地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密不可分。那么，您如何看待摄影和历史、文化的关系？有人说，当地应该把这种文化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优势，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胡武功：所谓陕西是文化大省，指的是它有数千年不断的历史，特别周、秦、汉、唐时期曾经是王朝的建都地，其文化根底深厚。但是，自唐以后，龙脉东移，废都衰落，加上自然环境恶化，经济落后，尤其进入现代，保守的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互排斥与抵牾，造就了这里的民众阳刚中潜藏着沉郁，苦斗中显现出愚顽，居安中孕育着追求——这些优劣兼存的文化基因，不能不促使进入改革开放初期陕西摄影人的反思与自省。
前面说过，摄影的基本特性和最强大的功能就是“记录”。摄影就像一面镜子，拯救了人类的自我认知。面对当时不称人意的社会与文化环境，陕西摄影群体的同仁选择了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用摄影关注自己身边的人情世故，风土习俗，从中审视人性，揭示美丑，用自己饱含人间烟火的影像抗衡那些不着天地的“红光亮”、“假大空”。
我不认为摄影是生产力，它只是生产影像的工具。作为一种视觉的再现形式，影像也不是生产力。记得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说过：“摄影并不能改变什么，只有我们都用摄影去关注，才能产生影响，促使社会变革。”普雷基当然指的是纪实摄影，即便艺术摄影，更是一种精神与意识的外化，其意义只是一种精神活动。
如果说中国摄影真有“陕西现象”一说，那么正是陕西摄影人数十年坚持了“尊重历史、发扬民主、鼓励创新、张扬个性”（编者注：这四句话也是1988年《艰巨历程》影赛的宗旨）的摄影理念，这应是当年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当下，喜爱纪实摄影的陕西摄影人，应当在坚持这种理念的同时予以超越、发现和创造有特色的摄影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纪实摄影的需求。
《摄影与摄像》：有摄影评论家认为，“胡武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摄影文化的反思与呐喊。”如果认同这个观点的话，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摄影的现状和出路？
胡武功：其实，当前中国摄影呈现出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状况，尤其是手机摄影的普及特别是AI技术的出现，传统摄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挑战意味着机遇。事实上，摄影艺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
应当看到，手机摄影极大地稀释了摄影的发现性与创造性，不加选择的随手拍，充斥着网络甚至专业纸媒。低俗的摄影评论稀释了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尤其是摄影艺术新概念日新月异，什么“后现代”、“后殖民”、“后全球化”甚至“新质摄影”之类，不断出炉的新口号满天飞，常常是前一波声音还未记住，后一波喧嚣又漂过来响彻耳畔。这些二道贩卖、不索本求源的杂音严重干扰着摄影实践者应有的历史感和纵向思维、审美眼光。摄影是实践性很强的精神活动，虽然离不开后期的素质修养与美学熏陶，但是天赋与践行是必备的条件。我提倡行动主义，其中包括思考、观察、感应与捕捉。在触及当下身边生活的同时，一定要触及社会现实，一定要触及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一定要经过自己心灵的过滤。纪实摄影不是借客观活物表现自己的心像，而是寻找、发现和捕捉那些不轻易示人的具有隐喻性、象征性的生活原型。纪实摄影是人生命存在方式的展现，而且要能揭示本真人性。有句话说的好：“人间正道是沧桑”，变化与超越是唯一的出路。
你希望我谈谈当下斯蒂芬.肖尔的中国热，其实我在去年丽水摄影节后，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过对他照片的看法。肖尔的作品比起同时代彩色摄影倡导者威廉.埃格尔斯顿的作品就相形见絀了，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关于肖尔的各种议论已超出了学术的边界，例如什么肖尔的地位，是不是大师，作品的售价，美院学生应不应该退场等等，这些争论与肖尔的作品一样平庸与无聊，其实质都是在吸流量，都是一种商业炒作。在摄影这个名利场上，谁愿意步肖尔热后尘，只管悉听尊便！
（编者注：以上摄影作品由胡武功提供，本文刊发于《摄影与摄像》杂志2024年第9期。）
（编辑：老吴）